真正的盛世，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，还应有一个人文指标。

　　一
　　盛世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梦。从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禹三代、周朝的成康，到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、康乾盛世，哪一个盛世不被文人们无数次地歌颂过？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终生抱负！
　　然而，自古以来，对于盛世的定义就是模糊的。皇帝眼中的盛世和老百姓眼中的盛世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在封建社会，哪个皇帝不说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是盛世？就连那些亡国之君也自我感觉良好着呢，不到最后时刻，他们是不会认输的。比如陈后主陈叔宝一辈子风流快活，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；明末的崇祯帝还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呢。
　　那么公认的盛世是个什么样子呢？《史记·平淮书》：“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禀庚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”这是文景之治；杜甫诗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这是开元盛世。
　　实际上，百姓的富裕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。康熙说：“比闻小民不知积蓄，一逢歉岁，率致流移。”就是说，盛世中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过温饱而已，一遇自然灾害，立即返贫。
　　
　　二
　　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是经济发达，民生殷实，而且是一种气象。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，还应有一个人文指标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充盈着宽容、大度、自由的氛围，它允许每一个公民都能葆有自己的个性，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真声音，不管这种声音在当局者听来是否有些不和谐。拿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大约只有唐朝堪称盛世。
　　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只有在唐朝，李白可以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杜甫可以写他的《新安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。李绅可以写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、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这样的《悯农诗》，而清朝的文人是要为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之类的诗句掉脑袋的。
　　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，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，只允许一种声音，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，也是称不上盛世的。当西方人高唱人文主义的赞歌时，我们康乾盛世中的人民还跪在地上山呼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我们不能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苛求民主，但他们却连一点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都没有。这样的盛世是固步自封的盛世，是自我陶醉的盛世，是专制主义下的盛世，是不可能长久的盛世。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，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，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，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。

　　三
　　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来看，时间最长的是康乾盛世，一百三十年；其他不过几十年。相对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，乱世何其多，盛世何其少。为什么谁都渴望盛世而盛世却如此之少？
　　原因很简单：人治下的盛世是靠不住的。唐玄宗在前期励精图治，轻徭薄赋，亲手开辟了开元盛世，又在后期怠于政事，安于享乐，任用奸相，亲手断送掉了这一盛世。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富裕起来是如此不易，可是要垮塌下来，一个昏君和几个小人就够了。

　　四
　　盐川正十郎在被任命为日本财务大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对经济懂得不多。我靠的是常识。”对于今天的盛世，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一观点。不必看统计数据，不必听经济学家五花八门的解释，要到农村，到工矿企业中去亲耳听，亲眼看。
　　当然最重要的，盛世是干出来的，不是渴望出来的，也不是说出来的。